因为有着较高的收入潜力和工作自由度58配资，“网红”“主播”如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入圈，与此同时，也给了部分网络传媒公司“乘虚而入”动起歪脑筋谋利的机会。
7月10日，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进高校，开展大学生创业就业法律指导，并以该院办理的一起“网红孵化”诈骗案为例，提醒大学生在就业、兼职时务必擦亮双眼，谨慎签约。
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检察院检察官对案情进行研讨。
2022年6月，喜欢网游的小文（化名）大学毕业，但工作一直没有着落。一天，他上网时被一则招聘信息吸引住了——杭州一家公司正在招聘游戏主播，承诺“保底薪资5000元，小白也能上，包培训包推广”。
这份工作听上去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，小文很是心动，随即添加了对方联系方式。很快，他顺利通过了线上面试，并在对方的反复催促下，通过线上软件签署了合同。
签约之后，公司既没有对小文进行上播前的专业培训，直播时也没有给予运营支持。直播进行了一周，因效果不佳没有收益，小文向公司提出解约要求。
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公司直接拿出合同58配资，告知其行为构成违约，要求赔偿公司包括直播运营、财务人力投入及推广费等损失，否则将对其提起仲裁或起诉，按合同赔偿公司50万元违约金。得知此事的小文慌乱不已，经过多次协商，最终在赔付公司2500元后才得以成功解约。
同样，该公司还有多名主播在要求解约时，过程颇为波折。最终因违约金过高等问题，他们没有与公司协商达成一致，被公司告上了法院。
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中，发现该公司替换了部分合同内容，存在故意伪造证据，涉嫌虚假诉讼的行为，遂对该公司进行司法惩戒，作出了处罚20万元的决定。同时，法院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2022年8月，该公司负责人徐某等4人被抓获归案，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逐渐浮出水面。
据徐某交代，其经营的公司主要从事直播运营业务，但公司一直入不敷出。后来，他发现网络上主播与公司的纠纷案件层出不穷，便心生一计，让主播“主动违约”，随后要求其赔偿违约金，以此谋利。
但公司签约的主播数量有限，想让主播“主动违约”并非易事。为此，徐某等人精心编织了一套“网红孵化”骗局。
首先是广撒网式招募主播。从2021年12月起，徐某等人便开始打着直播运营的幌子，不设置招聘门槛，以固定保底薪资吸引应聘者面试并与之签订合同。
但实际上，他们在合同中暗设苛刻义务条款，如连续10分钟未直播即视为挂机、不得私下接受打赏等。徐某表示，这些条款很难做到58配资，只有这样违约的概率才大。
徐某等人还利用线上签约软件无法将文字放大的缺陷，故意使用页数多、字体小的合同，阻碍被害人看清合同细节、合同违约条件，甚至谎称后期可以更改合同内容，欺骗应聘者签订合同。
等应聘者入职后，该公司又采取“放养”策略，不提供或仅提供低质量的运营服务。徐某甚至还用“小号”与主播互动，以“钓鱼”的方式诱骗主播做出特定的行为从而认定主播违约，以此为由不向主播支付保底薪资，让主播被迫或者主动提出解约。
随后，公司便立即以合同为凭据，向其索要相当于公司投入资金十到十五倍的高额违约金或赔偿金，最高可达200万元，并以将提起诉讼或仲裁向主播施加压力。
面对巨额的索赔，主播通常选择与公司进行协商，最终多以支付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金额达成和解。徐某等人正是通过这套操作，实现了骗取主播支付赔偿金的目的。经查，截至案发，诈骗金额达22万余元。
案发后，徐某等人一直不认罪。2023年2月，他们因涉嫌虚假诉讼罪、敲诈勒索罪被移送至钱塘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受案后，该院检察官仔细审查案卷，并多次讯问徐某等人。4人坚称“这只是行业常规操作，并不违法”。
主播行业、传媒公司作为新就业形态，有诸多行业内部规则，并不为外人熟知。这样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？具体涉嫌哪些罪名？
通过查阅司法案例等，检察官了解到，民事案件中确有判决主播赔付高额违约金的案例，但相关主体主要为网络传媒公司及公司倾力孵化的大网红、大主播等，且经纪公司与网络主播平等协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，一般认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。“通过亲自体验合同签订过程，研究合同条款、咨询专业机构等，我们厘清了徐某等人未清晰说明违约责任、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失衡、运营支持缺失、肆意认定违约、转嫁运营成本等做法，背离行业规则，与普通民事合同纠纷存在明显区别，涉嫌刑事犯罪。”办案检察官介绍。
为进一步认定犯罪行为，检察官又重点审查其虚构事实、非法占有目的及胁迫手段等内容。经审查认为，该公司与主播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务关系，虽有部分证据替换的情况，但不符合虚假诉讼罪“捏造民事法律关系”的核心构成要件，不构成虚假诉讼罪。
同时，徐某等人自始隐瞒招募主播的真实目的，并非为正常合作运营，而是意图诱使被害人签订合同，蓄意制造违约陷阱，使其陷入错误认识后以此“索赔”，从而实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。在此过程中，双方之间协商余地较大，被害人并非出于被胁迫而交付财物，不构成敲诈勒索罪。
综合考虑下，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等4人以运营直播为幌子招募主播，通过在合同中暗设苛刻义务条款、隐瞒合同违约条件、设定高额违约金、虚构高额投入清单等诈骗圈套，恶意制造主播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等情形，并通过对主播提起仲裁或诉讼予以施压的方式，获取主播赔付款，涉嫌诈骗罪。2024年1月，钱塘区检察院对徐某等4人提起公诉。同年11月，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徐某等人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至一年不等，各并处罚金。现判决已生效。
“法治是新产业新业态健康发展的坚实后盾。高质效办理新业态领域犯罪案件，精准辨罪定责，筑牢法治底线，是检察机关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，也是对新业态健康发展的坚定护航。”钱塘区检察院检察长吕静表示。
来源：检察日报·法治新闻版
易倍策略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